医生们在恐惧中寻求自保的现状
那天凌晨三点，我正浏览手机上儿科同事发送的一张截图——来自江苏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夜班排班表，竟然是一片空白。整整一周，没有一个名字填在上面。这并非系统故障，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填。接龙似乎在前天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止步，最后一条消息写道：“我真是撑不下去了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”韩杰案判决书发布的那天，我们科室的咖啡机坏了，再没有人去修理。并不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，而是无人愿意去碰那个按钮——大家都在害怕留下指纹，担心被监控抓拍到自己在弯腰时口罩滑落的那一瞬间。后来才了解到，急诊科的一位老主任在一周内开了137张CT单，平均每天超过20张，这比他带实习生时的工作量还要高出一倍。他说这些胶片就像“冷静的证人”，不会抱怨，也不会撒谎，只静待法医的到来。
病历本翻开时散发着一股铁锈味，这绝非夸张，钢笔水与消毒水混合在纸缝中干涸，字迹密密麻麻。括号层层叠叠，每一个“考虑”后跟随三个“不排除”，每一条“建议”前都加上“经过多学科联合会议（包括影像、儿科、神外）一致认为……”签字页从原来的单页变成了三页，末尾贴着便签：“以上意见本人已阅，知情，同意。”——落款日期精确到分钟。
微信群内的安静崩溃让人心惊。没有人发长文，也没有人发送截图，只是一张图：某医学院2023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志愿填报页面，儿科方向的报考人数显示为“0”。底下有人评论：“不是不报，是点进去就跳转到‘专业预警提示’页面。”我看到过一个孩子发烧三天，病人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尚可，家长希望 physician 开点退烧药让孩子回家观察。值班医生却没有开药，而是把孩子送去做胸部CT、血培养和脑电图，结果住进了观察病房。这不仅因为医生成了胆怯，而是因为上周同组医生接诊了类似的病例，孩子在半夜突发暴发性心肌炎，经过抢救后才脱离危险，然而家属却因未进行影像学评估而立案，材料中还特别圈出了那句话：“存在明显的诊疗疏漏。”
韩杰案的判决在2022年12月15日作出，刑期为一年六个月，缓刑两年，同时需赔偿民事费用83.6万元，卫健委也随之吊销了他的执业证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查房时多了一项新要求：集体拍照。并非自拍，而是医生们站在床头，病历本摊开，监护仪的数据正对着镜头，所有人伸出手比个“OK”。这些照片不会发到朋友圈，而是加密存放于医院的云盘中，命名格式也很复杂：“20240412-0745-3F-儿科-张某某-体温36.7℃-心率112次/分-氧饱和度98%-已交代病情及风险-签字页第4页第2栏”。
有次夜班，一个小女孩因抽搐被送来，家属试图撕扯医生的衣服以进行录像。护士在本能反应中把听诊器放进了自己的口袋——她害怕被录下的心跳声会被剪辑成“漠视生命”的证据。我没有阻止。后来查看监控，发现她的手在颤抖，但依然紧握着听诊器。白大褂的袖子已磨出了毛球，颜色洗得发灰。可是，没有人敢于换上新的。新衣服显得过于笔挺，仿佛是一种制服，而不是日常工作服。
就在昨天的门诊上，一位大爷拿出医保卡，问我：“医生，这次做B超要多少钱？”我看了看价目表：180元。他叹了口气：“上次我老伴儿腹痛，做了CT、核磁共振、胃镜，还住了两天院，总共花了六千多。”我没有接话。那位老人的手机屏保上是全家福，四个孩子站在村口新修的水泥路上，笑容灿烂得像是一幅美好的画卷。走廊尽头，清洁工正在拖地，水印未干，反射出几位穿着白大褂医生的身影，渐渐走远，随即消散在走廊的尽头。